四个经济特区；第二个阶段是1984年至1991年，1986年10月《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标志着中国的引资步伐向前迈了一大步。第三阶段是1992年～1995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由沿海向内地再向全国扩展的新时期；1995年至今为第四阶段，政府政策由地区优惠向产业优惠过渡，如1995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虽然在我们回归方程式中Dummy变量的取值只反映了1992年这一引资变化的转折点，但从中可以看出政府政策不仅是影响FDI本身波动变化的关键因素，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同时，正如我国引资政策本身由引资总量向地区、产业差异这一变动趋势所表明的，政府政策在不同经济区域、不同产业、行业的倾斜将进一步影响到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深层作用。 　　附图 　　图1 中国引资情况图 　　 2.经济开放度与外资吸收能力的关系 　　在衡量我国的经济开放度时，我们选用出口依存度作为代替指标，原因在于验证流入我国的FDI与贸易之间究竟存在着替代效应(Substitute)还是互补效应(Complement)。按照以芒德尔的“完全替代”模型为代表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实际是在有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对初始的贸易关系的替代。然而，以小岛清为首的学者们认为，FDI同样可以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使贸易在更大规模上进行。小岛清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效应学说的关键在于把直接投资看作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向东道国的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转移，因此FDI所带来的先进的生产函数将通过员工、经营管理者的培训、以及诱发当地企业参与竞争等形式固定下来，这也是小岛清提出的FDI“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概念。在我国的外资企业大多是出口导向型的，尤其是近十年来（1989年至今）外商投资企业日益活跃的贸易活动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增长点。这说明我国的FDI与贸易可能存在着如小岛清所说的互补关系。 　　 表2 我国外资企业出口情况表（单位：亿美元） 年份　　　　全国总出口额　　　外资企业出口额　　　　占全国总出 　　　　　　　　　　　　　　　　 　　　　　　　　　口额比重(%) 1980年　　　　164.8 　　　　　　0.008　　　　　　　　　　0.05 1985年　　　　273.5 　　　　　　3.000　　　　　　　　　　1.08 1990年　　　　620.9 　　　　　　78.100 　　　　　　　　　12.58 1995年　　　　1487.8　　　　　　468.800　　　　　　　　　31.51 1998年　　　　1838.1　　　　　　809.620　　　　　　　　　44.10 1999年　　　　1949.3　　　　　　886.280　　　　　　　　　45.50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回归结果中FDI×Open一项回归系数为正，支持了前面我们关于流入我国的FDI具有顺贸易性质的设想，这与Wang(1990)以及Batiz(1991)等人关于对外开放的规模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相一致。进一步分析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外资企业投资产业分布可见：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基本完成了出口商品结构由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进入90年代以来，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稳步攀升，到1997年已达70%以上。另一方面，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飞速转变及优化时期，也正是FDI迅猛增长的时期。从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的产业分布表可看出，截至1997年底，我国共引进FDI协议金额5203.93亿美元，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升幅不大，而投向第二产业即加工制造业的FDI占了61.6%。流入我国的FDI这种顺贸易现象进一步验证了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大于资本积累效应。FDI不仅仅是绕开贸易壁垒的结果，而且还正因为FDI通过技术转移、扩散等途径提高了东道国的生产能力，带来了小岛清所说的“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 　　 表3 全国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表（截止1997年底） 　　　　　　项目个数　 　比重　　　　　合同外资金　　　比重 　　　　　　　（个）　　　(%)　　　　　额（亿美元） 　　(%) 第一产业　　　7896　　　　2.59　　　　 81.51　　　　　　1.57 第二产业　　　231528　　　75.96　　　　3205.70　　　　　61.60 第三产业　　　65397 　　　21.45　　 　 1916.71　　　　　36.83 总计　　　　　304821　　　100.00　　　 5203.93　　　　　100.0 　　 　　资料来源：《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讯》1998年。 3.政府研发支出对吸收能力的双重效应 　　Jammes(1999)指出，东道国自身的技术水平对于FDI的技术外溢效果也有重要影响，随着东道国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对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增强，但另一方面根据经济增长的收敛效应，本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本国技术水平和外国技术水平之间差距的缩小，从而本国利用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变小。因此，本国技术进步对FDI吸收能力的影响是双重的。本文采用政府研发支出来衡量本国技术进步的投入。政府研发支出会因为提高本国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而有利于国内企业更快地吸收外资的技术外溢，即减少国内企业吸收技术扩散的成本。但随着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加强，缩小了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缺口，反而会弱化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从回归结果来看，政府研发支出系数为负值(-0.0176)，说明政府研发支出对FDI吸收能力的综合影响为负，但较小的系数绝对值表明政府研发的最终作用很小。 　　 4.基础设施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基础设施建设变量是影响吸收能力的另一项重要因素。完善的基础设施不仅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为本国对FDI技术外溢的吸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虽然回归结果表明FDI与电信业务量乘积项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0.000846)，但这一正系数说明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的确增强了我国对FDI的吸收能力。 　　 5.吸收能力的综合分析 　　由(6)式求导可得到： 　　附图 　　由式(7)可以发现，影响对FDI的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是人力资本一项。虽然出口依存度、基础设施状况等因素的确如我们所预料的能够增强FDI的吸收能力，但这些因素对吸收能力的影响并不像人力资本一样直接作用于技术传播、扩散方面，因此其